'易经'——早期儒家的形上学与意识进化学

'易经'——早期儒家的形上学与意识进化学

摘要：相关资料初步表明，在中国古代，客观地把握人性及人与宇宙交互作用的自觉与努力业已发生。本文试图阐明'易经'的思维理路，借此思维理路，'易经'不仅塑造和影响了早期儒家形上学，而且也塑造和影响了诸如意识研究，尤其是意识学之类的当代研究领域。'易经'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学研究人性，思考存在的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意识学与'周易'是相通的。将意识学同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意识学的最早证据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已有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在意识学的起始处研究意识学。在意识学研究中，意识进化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易经'来探索意识的进化。
关键词：宇宙道德；进化学；形而上学；多维度性；超灵论；自知；天、地、人合一

The Yijing, Early Confucian Metaphysics and Evolutiology

Simone de La Tour  and Kevin de La Tour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High Studies of Conscientiology, Brazil)
Zhang Wenzhi , translator

Abstract: Some of the first indications of an organized effort to gain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workings of the universe are to be found in ancient China. The authors endeavor to illustrate ways in which the Yijing shaped and influenced not only early Confucian metaphysics, but current areas such as consciousness research, more specifically conscienti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jing and its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 is outlined for this purpose. As conscientiology investigates human nature, considering other realms of existence, it presents commonalities with the Yijing. Early Chinese thought is compared with the science of conscientiology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its first evidences reside in ancient China, thereby serving, as it were, to return the body of conscientiological knowledge home. Evolutiology plays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studies of conscientiology and it is posed that the Yijing can be utilized as a tool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osmoethics, evolutiology, metaphysics, multidimensionality, parapsychism, self-knowledge, tian-human-earth triad.

'易经'与意识学关系简介

因为'易经'（系统）被看作是宇宙的缩影，所以它为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儒家与道家——提供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并非偶然。一些学者指出，鉴于'道德经'、'中庸'与'易经'之间的内在关联，前两者要与后者同时对读，方能获得其本义 [第xxxix页][1] 。'易经'与儒家的形上学显然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易传'及作为'易传'自然发展结果的'中庸'，体现了原始儒家的形上学。
基于对事实的观察，即根据“事实之流”对宇宙人生的感悟，我们试图揭示整个像一个巨大的齿轮的宇宙之运行机制。我们认为，宏大的视野对领悟社会人生的真蒂尤为重要。根据意识学原理，“意识之内部世界较之外部自然界的所有对象更具有启发性与渗透性。”（第9页）[2] 因此，思路愈开阔之研究者必然愈于内心把'易经'视为意识研究之丰富源泉。
我们认为，在中国原始思想中可以找到现代意识研究——更确切地说即意识学——之发端。意识学乃是一门研究人的意识——亦包括人的信念——及其所有多维度的（形上）表现。这里的“意识”或相当于中文的存在、心、神、本我或灵性？关于这一问题，理雅各（James Legge）在评论'大学'（1971年版，第357页）时指出：
朱熹注“心”为“身之所主”，“意”为“心之所发”。孔颖达则谓：“总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意念谓之意。”故“心”为我们本性中的形上部分，我们所领会的一切都以“心”、“灵”及“神”等概念来表达。这也涵有至静之意，当其被激发时，就会产生相关的思维与目的。
从意识学的角度来看，朱熹所说的“心”或“身之所主”相当于意识学中的“意识”，与理雅各所说的我们本性中的形上部分，即心、灵、神等一致，而“意”或“心之所发”则为意识的表现。在意识学中，个体的这些表现称为“思-感-能”（思维+情感+能量）的统一。换言之，个体的每一表现都同时融入了思维及与思维必然相连的情感与能量。
正如我们在此要论证的，既然意识学之根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已成为可能，这一科学则首先在古代中国出现，现在我们又将它带回其发祥地。“根”这个词在此意谓着对人性之精华，即对有思想、有洞见、达至澄明之境及富有创造性的人类的一种褒扬。意识学与中国哲学的共性之一就在于，中国哲学对生命及其动力的理解不是一种宗教性的解释。其他文化对“本体”的理解更具有宗教性，而中国文化对“本体”的理解更具有科学性。
因此，我们在此努力要说明的是：'易经'的重要性表现在，它首次将天地交互作用中的智力机制及意识的多维度性纳入其思维体系；'易经'可以作为意识进化的工具；'易经'、儒家形上学及意识学有内在的关联性。本文拟从以下七个方面阐述上述观点：（1）'易经'在西方；（2）'易经'的发展；（3）维度间关系；（4）宇宙道德；（5）（意识）进化学；（6）（意识）进化尺度；（7）意识再教育与意识协助

一、'易经'在西方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著作之一，'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套符号系统，用于解释宇宙运行的形而上的原则。其英文译名包括Canon of Change; Changes of Zhou, Classic of Change, Book of Change, I Ching; Zhou Book of Change, Zhou Yi等等。这部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其进行研究。正如成中英所说：“'易经'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源头，更是原始儒家及宋明理学的根基之所在。”（第523页）[3] 这一经典有幸躲过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颁布的“焚书”之火，因此其传授基本没有中断。（第xxxiii页）[1]
十九和二十世纪，'易经'被翻译为多种西文版本，如：17世纪早期由传教士P. Regis、Joseph de Mailla 及Peter du Tartre翻译的拉丁文译本，尽管此译本直到1834年才由 Jules Mohl出版发行（第6与第9页）[1]；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之英译本（第7页）[1]；1882年出版的理雅各（James Legge）之英译本；1929年出版的卫理贤(Richard Wilhelm)之德译本；1950年出版的贝恩斯（Cary F. Baynes）译自德文之英文本。
荣格（Carl Jung，1875-1961）在为贝恩斯的这一英文版'易经'所作的前言中[4]，表现出他对'易经'的迷恋，并投入30余年的精力研究其机制。尽管荣格拥有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及新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者这样显著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但他更赞赏'易经'之精蕴。在晚年，他还无视公众的舆论及当时知识界的偏见，表达了他对超越问题的看法：
如果人们根本就不能欣赏他们的思想品性，就不能轻易地舍弃诸如孔子和老子的伟大思想，更不能忽视'易经'是他们思想的主要源泉这一事实。我知道，我先前不敢对如此不定的问题进行如此明确的表达。我敢于冒这个险是因为我现在已经80余岁，人们一直在变化着的意见极少再对我产生影响，对我来说，（中国）古代大师的思想比西方的哲学偏见具有越来越伟大的价值。（第三xxxv页）[4]
荣格通过研究'易经'不仅获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深深地影响着他，作为运用'易经'的原理进行实验的结果，他还创造了一个词——synchronicity（同步性）。该词是如此被界定的：
同步性认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时发生的事件具有超出纯粹偶然性的意义，即意味着一种存在于客观事件间及客观事件本身与观察者的主观（心理）状态间特殊的相互依赖性。（第xxiv页）[4]
随着1950年贝恩斯英译本'易经'的出版，'易经'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也随着荣格强调'易经'可以作为个体自我认知的工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掀起了一场“灵物崇拜”热，包括运用诸如'易经'、塔罗纸牌、手相、巫术等许多情感性的占卜方式。事无巨细，皆求诸占算而后决。对这一爱好又当如何解释呢？
考虑到中国古代的不安定的社会现实，把'易经'作为占卜的工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们以希冀与指导。但在二十世纪——许多人称其为“理性的世纪”——一个人类的思维能力空前发达的时期，我们应该没有理由再依赖这些过时的数术。意识学认为，人自身的天赋能力就本然地能够让人最好地与“宇宙之流”及事物的运动变化相适应，而最佳的凭借就是意识本身。个体的自我明辨能力可以充当意识的指针，就像作为意识学研究背景的“不相信原则”所反映的：“什么都别相信。去试验！去拥有自己的经验！”
对（人们）倾向于神秘事物的一种解释是，大多数的个体没有安全感，缺乏合理的情感控制能力，以及不必要出现的过去经验的继续出现。对希望从神话与幻觉中解脱出来，独立前行并激活意识之自我进化的人来说，神秘主义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途径。用瓦尔多•维埃拉（Waldo Vieira）的话说就是：
舍弃信仰的人通过自我认知而达到知的境界。（第265页）[5]
尽管如此，许多西方人对'易经'等仍情有独钟，而这种情感在心理学领域仍然属于一种未被觉察到却颇有影响的理性“回流”。既然心理学已为当代的意识研究提供了一些先驱性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证明，从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最古老的方面，可以找到意识学的一些“根源”。正因为如此，对'易经'在其发展中与意识学相关的一些观点及方法进行回顾，将是十分有趣的。

二、'易经'的发展

'易经'本为卜筮之书，通过分析表征本然变动不居的卦象来占卜吉凶，并提供明智的应对措施。在古代，人类生存环境之恶劣不难想象，对悬而未决的事件的判断正解与否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古代的卜筮者需要领悟生存世界的运行规律。当时，自然事件是无法解释的，对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不能得到一种科学的认识。（在这种情境下，）卜筮对处于恶劣环境下的人类，便往往成为一种可以被人理解并备受欢迎的希望之光。班固所著的'白虎通'描绘了这一时代背景：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以能覆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白虎通•号'）
一般认为，'易经'之筮有可能由古代的骨卜发展而来（第56-57页）[6]。骨卜是通过在明火上灼烧牛的肩胛骨或龟壳，然后根据灼裂的兆纹进行占卜的。'易经'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有许多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说法认为'易经'由五个不同的历史人物，即伏羲、大禹、文王、周公及孔子完成，他们分别完成了'易经'的不同部分。其初始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传说中的伏羲，他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第一皇。据说他通过观察周围事物，“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制作八卦：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类似的传说，发生在伏羲制作八卦约一千年之后的大禹身上。禹是夏朝的第一位皇帝。据说禹帝曾看到一个负有图案的乌龟从洛河浮出。这一图案被称为洛书，代表另一种版本的八卦图式。
八卦可以看作是古代人与天相参的一种工具。中国古圣先王运用神物进行日常指导，正如下面所述：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
据说，获得洛书之后，禹“常行罡步以得神灵之旨”。道教还保留有所谓的“禹步”——一种据称用于通过“与天相通”而获得能量的舞步（第12-13页）[7]。 “禹步”或许可以看作是访问其他意识领域之术的最早记载之一？据说由这种方术引发的现象具有意识投射学所说的非常态特征。意识投射学是意识学的一个分支（第42页）[8]，研究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所说的超灵论（parapsychism）或人类的特异经验（EHE, exceptional human experience）——后者是由伊•怀特（Rhea White）于1990年造的一个词。这些内容及其他非常态意识现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例如，超个人心理学研究诸如身心关系、自我提升、濒死经验（near-death experience）及“禹步”效果等形而上的经验。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周代已有六十四卦，并认为六十四卦由伏羲所作，传统说法仍认为，文王于公元前1150年左右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在被纣王拘禁期间作卦辞（第329页）[4] ，而爻辞则由周公所作。在卦爻辞制作之前，'易经'可以看作是一个“哑巴的”占筮工具。
六十四卦（系统）被看作是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宇宙中，自然法则规约着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进程，这是其世界观的核心思想。'易经'已捕捉到事物变化的循环性，在这一循环中，一个事物在永恒的变化中终将被另一事物所替代，典型的描述如下：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
 “易”正代表了上述视野。尽管对“易”的解释仍无定论，但从词源学意义来看，“易”有以下涵义：
1．据说“易”原指“蜥蜴”。蜥蜴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显然暗示一种变易的观念。有人认为“易”的上体“日”代表蜥蜴的头，而下体“勿”则代表蜥蜴的脚。（第XI页）[9]
2．其他人则主张，日月为易，表示日月的往复运行导致的持续不断的明暗转换所暗示的持续不断的变化。（XII）[8]
易还表示“简易”。在这种意义上，简易寓于复杂之中。简易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阴与阳构成。宇宙与人类秩序最终都可归结为阴阳这对范畴（第96-98页）[10]。阴与阳可以看作是两个基本的要素并可用两项对立的概念来表示，如：男女，动静，健顺，升降，明暗等（第xli页）[1]。刚才提到的“永恒”当然存在于持续发生的变化现实中。有趣的是，英文中也有类似说法：“人生中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易道则是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反映。在对'易经'与'论语'有关社会关系处理方面的见解进行比较时，理雅各提出了这个观点。如'家人•彖'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论语•颜渊'也有类似的说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后来'易传'，又称“十翼”，亦合入'易经'并成为'易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周易'古经卦爻辞所作的系统的解释与评论，共七种十篇。唐代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作，至宋代才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十翼”非一人一时所作，这也是多数当代学者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应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因而代表了孔子对'易经'的评价（第232页）[9]。不管怎样，孔子对易学的贡献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孔子对'易经'的喜好，郭沂认为，孔子最初是以礼，后来则以仁来展开其思想体系的。这两个阶段可以看作更多地是从形下的视野切入的（第563-587页）[11]。但孔子晚年在研究'易经'，并随之直接或间接地对'易传'的产生做出贡献之后，他的思维路向发生了一个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他吸纳了意识学所说的多维度性或无形维度（unseen realms）。郭沂指出，'易传'中大量的“子曰”足以证明孔子后期即其第三阶段思想是“以'易'为核心”的。事实上，据说孔子晚年如此喜'易'，乃至“苇编三绝”（第90-91页）[12]。'易传'的合入使'易经'成为一部哲理之书。
成中英指出，在对'易'作评价的过程中，孔子“明确地将宇宙观转化为道德意识与道德理性，努力对人类（的本性）进行界定与提升”（第522页）[3]。 他把'易经'作为一部智慧而不只是卜筮之书来欣赏，正如马王堆帛书'易传'所云：
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
子曰：“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3]

三、维度间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古圣先王具有巫的作用，扮演着沟通“天神”与人的中介的角色。根据（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天子是由天选定的，因而称为“天之子”。其职责就是代天而发号施令。尽管古圣先王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据说“天命”始于公元前1028年，这时周朝已推翻商朝的统治（第98页）[10]。
前述天与圣王的这种关系以及对（天）地之赞育，可以用“天地人合一”这一概念来表达。正如'中庸'所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如上所述，当且仅当人能赞天地之化育时，人的意识才有可能得以进化。这反映在意识学中则表达为：“一个基本的、不容争议的一点就是：不帮助他人，我们将永远不能激发个人（意识）的进化。”（第113页）[14]
关于天地变化、宇宙运行的运行机制，'彖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系辞上传'则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些描述表明，万物在地上成形之前在天上皆有其象。换句话说，（在）天（所成之象）可以被视为（在）地（所成之形）的蓝图。